《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或九民会议纪要）于2019 年 9 月 11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 319 次会议原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于11月8日正式发布。会议纪要对当前日益增多的公司股权纠纷中的疑难法律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无疑对股权投资领域和相关司法审判具有重要指导和适用意义。会议纪要强调在准确理解契约自由、平等保护、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商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树立请求权基础思维、逻辑和价值相一致思维，探求复杂民商纠纷中的真实法律关系和公平正义。

股权纠纷是指在公司设立和存续过程中，股东通过不断行使各种权利来推动公司的运作，股东之间或股东与非股东之间也时常发生股权转让的情况，由此而引发的股权争议案件，逐步成为公司法案件的主要类型。笔者结合自己的股权投资经历，总结了四类典型的股权纠纷：股权投资及对赌协议效力纠纷、股东出资（股权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责任（股权权利义务）纠纷，会议纪要对该四类股权纠纷案件之法律适用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股权投资及对赌协议效力纠纷

（一）股权投资及对赌协议的合同效力问题

会议纪要认为，合同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合同纠纷也是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类型。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依法审慎认定合同效力。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解释合同条款、确定履行内容，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审慎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依法调整过高的违约金，强化对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提高违法违约成本，促进诚信社会构建。

会议纪要打破了最高院“海富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第8期公报案例，案号：（2012）民提字第11号】奠定的“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的基调，认为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之效力应从合同效力角度评判，只要协议不存在《民法总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事项，不再以违反资本维持原则、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来否认合同的效力。

1.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列举识别。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 14 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2.违反规章也可能导致合同无效。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二）会议纪要对“对赌协议”的概念及履行的进一步明确

1. 在股权投资领域，一方面大量的公司股权融资无门，另一方面众多投资机构在大海捞针般地苦寻优质的投资项目。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永恒存在，融资方往往会过度包装和夸大发展前景，投资方为了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要求签“对赌协议”：如果达到了融资方的承诺，双方皆大欢喜；如果没有达到承诺，那融资方把投资方的股权按约定的价格买回去或者融资方给投资方金钱补偿。对赌的形式，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

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

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效力没有争议，而与目标公司对赌，此前的争议很大。会议纪要明确规定：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履行问题

会议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

（1）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此时，公司既欠股东的钱，又欠公司债权人的钱。这样规定，就是考虑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债权人的方式就是目标公司完成减资程序。减资就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减资必须要债权人同意；纪要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在投资方是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如果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没有其他法律关系，如借款，那投资方从公司拿走财产，只能走减资这条路，《公司法》第35条和142条明确规定。

（2）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目标公司不履行减资程序或者不召开股东会就分红作决议的情况下，投资方能不能够起诉、请求判令目标公司履行。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围，不同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为了保证与目标公司对赌的顺利履行，笔者建议投资方在与目标公司签订对赌协议时，约定现金补偿的，应当依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加入附条件定向分配利润条款（全体股东）；约定股权回购的，应当加入附条件定向减资条款，并约定违约条款（全体股东）。

二、股东出资（股权确认）纠纷

（一）关于股东出资是否加速到期的争议

在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否支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任何合同自由都有其边界，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并非“完全自治”的事项——出资期限的设计应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包括偿债）。当公司存在“不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无论公司是否已达“破产界限”，都应允许债权人主张加速股东出资义务之履行。这不是对“契约严守”的背离，而是对契约诚信的遵守。在合同法上，“非破产加速”存在可能空间：一则，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契约严守”不能约束债权人；二则，合同权利不得滥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非破产与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原则上不应加速到期，主要理由是：从公司资本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来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第9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时间向社会进行公示。所以，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可以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一旦决定进行交易，即应受制于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

（二）会议纪要对股东出资的规定

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三）会议纪要对实际出资人显名的规定

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股权转让纠纷

（一）会议纪要强调“依法”记载于股东名册

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二）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1.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2.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以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准确理解该条规定，既要注意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要注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其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除非出现该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为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公司为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提供担保的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公司与转让股东签订协议，承诺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承担担保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议程序，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的，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有效。

四、股东责任纠纷

（一）公司人格否认引发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纠纷

《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公司人格否认的一般处理原则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在法律实践中，要准确把握《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精神。

一是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损害债权人利益，主要是指股东滥用权利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

二是只有实施了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其他股东不应承担此责任。

三是公司人格否认不是全面、彻底、永久地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而只是在具体案件中依据特定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突破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的一般规则，例外地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的既判力仅仅约束该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不当然适用于涉及该公司的其他诉讼，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存续。如果其他债权人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四是《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既审慎适用，又当用则用。实践中存在标准把握不严而滥用这一例外制度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适用难度大，而不善于适用、不敢于适用的现象，均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2. 会议纪要对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三种情形的规定

（1）人格混同。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

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

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

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

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

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关键要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而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

（2）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

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

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

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3）资本显著不足。即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由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要与公司采取“以小博大”的正常经营方式相区分，因此在适用时要十分谨慎，应当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

3.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人格否认纠纷案件时，会议纪要规定应当根据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其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

（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

（3）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尚未经生效裁判确认，直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债权人释明，告知其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债权人拒绝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清算责任纠纷

1.清算义务人与清算人的概念

清算义务人，是指法人解散后依法负有启动清算程序的主体，其义务在于根据法律规定及时启动相应的清算程序以终止法人。清算人，即我国《公司法》中的“清算组”，是指具体负责清算事务的主体，其义务在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

2.民法总则第70条第2款、公司法第183条对清算义务人与清算人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70条第2款规定：“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公司法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3.《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制定该条司法解释的背景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大量公司解散后应当清算而不清算，甚至故意借解散之机逃废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危害社会经济秩序。该条通过对清算义务人及其应清算而不清算民事责任的界定，旨在强化清算义务人依法清算的法律责任，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法人退出机制”。实践证明，该条规定的制定在实施后的一段时期内起到了应有的效果，推动了公司解散后清算义务人及时启动清算程序，保护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认定，一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不适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特别是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职业债权人,从其他债权人处大批量超低价收购僵尸企业的“陈年旧账”后，对批量僵尸企业提起强制清算之诉，在获得人民法院对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认定后，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的人民法院没有准确把握上述规定的适用条件，判决没有“怠于履行义务”的小股东或者虽“怠于履行义务”但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没有因果关系的小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远远超过其出资数额的责任，导致出现利益明显失衡的现象，出现了一些极端案例，如出资几百万的小股东，最后承担了上亿元的债务。有的承担巨额责任的小股东向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室也来文让最高人民法院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中央统战部也来文，将某位学者在论文中指出的该条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指导性案例出现的问题的观点转给最高人民法院，希望认真研究。有鉴于此，会议纪要对该条款应当如何正确理解进行了规范，同时对这类案件的诉讼时效进行了明确。

（1）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怠于履行义务”这个标准时，应当从司法政策上对本条第2款规定的小股东进行倾斜保护。

（2） 因果关系抗辩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假设股东“怠于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出现哪些情况才能证明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没有因果关系呢？比如，有证据证明公司经营过程中公司财务室发生了火灾，公司账册和重要文件已烧毁，此事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又如，小股东有证据证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均由大股东及其所派人员掌握、控制，即使其“怠于履行义务”，也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无关。

（3）诉讼时效期间

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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